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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保障“新市民”的“生老病死”?

发布时间:2012/8/8 关注度:   来源:揭西信息网

2011年,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50%。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,成为新市民。这些新市民与农民工和其他流动人口不同,他们失去了土地,拥有了城市户籍和住房,他们是新市民群体。

如何保障“新市民”的“生老病死”?“新市民社会管理”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新问题。这个新问题所预示的,将是中国城乡管理体制和城乡管理思想的大变革。

  城市首超农村人口只是城市化的起点

社科院在京发布《社会蓝皮书: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》。蓝皮书指出,2011年,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50%。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表示,这是中国历史上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。

如果不是单纯用户籍来统计这一数据,就城市目前实际所容纳的流动人口都计算在内的话,城市实际人口可能早已超过了农村乡村人口的数量,平时,随便到哪个乡村走访一下,十之八九的家庭都有人在城市打工,而随着这两年很多地方城市的扩张,一些中小城市户籍的放开,让很多原本是“农业户籍”的家庭一夜之间变成了城市居民,而还有不少地方,已经打破了城乡之分,只用“居民”来体现户籍,理所当然的也成了城市人口。

推进城市化建设,让农民成为城市居民,由农变成“工学商”,既是解决农村富裕人口的有效方式,同时也是大势所趋,其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,但是,应当看到我们离真正的城市化还有相当长的距离,现在“新型的城市人口”,只是我们户籍制度上的一种体现,既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社会之中,很多的制度保障也非原城市居民所能比,解决这些新型城市居民的所面临的很多实际问题,让他们真正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城市居民,是摆在很多城市管理者面前一道艰巨且复杂的工程。

除了解决人的问题,另一方面,现在很多城市面积扩张很快,有些城市扩张只是在地图上“画圈”,原有的城市基础配套设施相对较完善的同时,对于新扩张的城市区域,各项设施都非常薄弱,而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居民,虽然也算是城市居民,但无论是住房、交通、入学入托,医疗等等都远远落后于原有的城市区域,经济发展及个人收入还有福利保障等也更非城区可比,而一些城市的管理者似乎有有意无意的“忽略”了这一点,从城市区域图上看城市是扩大了许多,但离真正的城市还相差甚远,有些基本上还只是挂着城市招牌的乡村。

幸福的城市生活,不是简单的体现在户籍上,他需要各方面设施的配套和保障制度的完善,日前有媒体报道说,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广东督察,在参加广东省农民工工作情况汇报会上,杨副部长和广东省政府在谈到新时期解决农民工问题时“不约而同”的没提“城市户口”,而是提出了“十个有”,既“进城有工作,上岗有培训,劳动有合同,报酬有保障,参保有办法,住宿有改善,子女有教育,维权有渠道,生活有文化,发展有目标”;依笔者看来,解决好这“十个有”,也就真正解决了“新型城市居民”的根本问题。

而从实际情况来看,一些地方为了推进城市化建设,目标不是想方设法帮助新市民解决各种实际问题,而是把城市户口当成一种标志,似乎解决城市户口,农民就成了“城市居民”,结果,由于制度缺乏配套,农民虽然有了城市居民的“身份”,却很难享受到原城市居民相应的待遇,除了拥有一张城市户口之外,实际上生活水平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,甚至还不如从前,成了乡下没土地,城市缺立足之地的“半拉子市民”,其实这完全是曲解推进城市化建设的本质,更是一种懒政的体现。

记得在上海世博会期间,有一个口号是“城市,让生活更美好”,实际上这也应该是推进城市化建设所追求的目标,现在,从数字上我们的城市居民已经超过农村乡村人口,怎样让这其中的“半拉子市民”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,既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最实际问题,同时也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,更是一项巨大的民生工程,因而,据此作为一个新的起点,向真正的城市化目标迈进,需要做的工作确实还有许多。(四川新闻网)

  新市民群体边缘化生存

低保障、忧未来:胡杏云的“半城市化”生活

如果没有拆迁,胡杏云的乡村生活算得上优越。作为安徽池州市梅龙镇的乡村医生,她有技术,与他人合伙开了一间诊所,并被纳入新农合的定点医疗点,每年的行医收入不菲。对稳定富裕的生活,胡杏云充满信心。然而,快速来临的城市化改变了胡杏云和乡亲们的生活。

一年前,胡杏云所在镇要建立新产业城,被列入征地拆迁范围。按照补偿安置协议,她家的土地补偿加上房屋拆迁补偿总共获得了18万余元。而购买两套新房需支付7万元,缴纳养老保险需1万余元,剩下的10万余元对胡杏云来说是“最后身家”。

在胡杏云的村子里,许多村民和她一样对未来的生活感到担忧。没有一线大城市郊区优厚的补偿,胡杏云和乡亲们很难成为“拆迁富”,而低保障和低补偿,更让他们陷入城市化的焦虑中。

“这些钱将来装修完房子之后估计所剩无几了。”胡杏云说,我们顶多只能算半个城里人,对城市生活没有什么期待,反倒担忧很多。前半辈子享有的土地、宅基地、诊所等资产转瞬即逝,换来的一点货币补偿将来只够补贴到装修房子中。地方政府给的保障只是最基本的养老保障,而且对她而言还要等到十几年后才生效,中间十几年的生活靠什么,她深感不安。胡杏云说,现在没了诊所,她只能赋闲在家。全家只靠丈夫每月1500元的打工收入维持生活。

这几天胡杏云又多了一件烦心事,刚刚解决了户籍问题,读高三原本准备考艺术专业的儿子,考虑到家里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大,死活不愿意再花费家里的积蓄读书。“孩子很懂事,进城上学本就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,我也很理解他的心思,但是孩子是我们的希望,如果他不去念书长出息,我们改变半城市化命运的过程可能更漫长。所以,我们再苦也要找好老师给孩子补课,让孩子有机会去读好学校。只要他能考得好,我们也想办法去找找关系。”胡杏云说。

  高支出、低收入:能人王勤国的“吃老本”生活

王勤国,55岁,原武汉市江夏区周店村农民,2004年搬进了武汉市南湖社区,成为进城的新市民。

王勤国被村里人称为能人,早年当过生产队长,开过手扶拖拉机跑生意,后来承包了村集体80亩鱼塘,搞起了养殖和农家乐,年收入近20万元,日子过得很红火,成为十里八乡羡慕的对象。地被征后,他一家洗脚进城,按照当时的政策,全家获得了3套安置房和17万元现金,老两口还办了医保和社保,60岁以后就可以领退休金。一线大城市郊区不错的补偿让王勤国十分高兴,当年他就给两个儿子举办了婚礼,全家人都对城市生活充满了向往。

然而渐渐地,他发现城市新生活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好。

住在三室两厅12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,王勤国的心情颇为复杂。形式上看,他和城里人一样住进了高楼,成了社区居民,甚至居住条件优于一些城市居民。可是,就像他至今都没有拿到这安置房的房产证一样,眼前所拥有的一切,让他总欠缺一些安全感。

原来,土地被征收后,两个儿子只好买了两辆无牌照的“黑卡车”,给建设工地拉土石方,每个月每人赚1000多块钱,两个儿媳妇则在超市做临时工。全家每月总收入不超过5000元,但城市生活的开支却越来越大。

王勤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:家里4个人每月缴纳社保医保费1950元;三套房子的垃圾、水电、煤气费共400元;两个孙子上幼儿园的费用每月接近2000元;还有6个大人每月的生活费2000元。粗略计算每个月开支超过7000元。

“本以为进城不种田可以享福了,可谁知道还得靠‘吃老本’生存。”王勤国说,为了补贴家用,他去年开始来到汉川的建筑工地上打工,一个月挣1000多元。“有了这点钱,两个孙子到我这来,买点饮料小吃我也能供得起了。”

南湖社区目前居住人口近万人,大部分都是进城的新市民。这些人进城后,居住环境比以前改善了,体力劳动强度也比过去减轻了,但心理压力却比以前大多了,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稳定的就业,进城就意味着“吃老本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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